学成文武艺，卖于帝王家
——读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
清闲几日，又把那本搁置了很久的《古代散文鉴赏》翻出来重读。以前读这本书，每读到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与《上林赋》，总是由于文中生僻字太多而放弃。赋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很特别的体裁，它是从先秦的楚辞演变而来的，从春秋战国至汉魏晋南北朝，历代的辞赋家很多，但一提起“赋”，人们就不能不提到司马相如，他是专以写赋出名的大作家。然而我向来就不喜欢司马相如的赋，因为文中遍是生僻汉字，不看注释根本无法读通它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也曾指出此赋“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，非博学不能综其理。”虽自认为文言功底还算可以（《古代文学》一科曾经考了八十多分），但还没有达到博学之境地。
相对来说，我更喜欢读宋玉（屈原的弟子）和江淹的赋。宋玉的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文辞精彩华美而又容易读懂。而江淹的《别赋》、《恨赋》更是在优美的骈句丽辞中写尽了世间离别之情伤与人生遗恨之幽怨，虽然宋玉有自诩为“阳春白雪”的傲气，江淹晚年终落得个“江郎才尽”的名声，但他们却是我最欣赏的辞赋大家。
鉴于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被历代誉为“汉赋之圣”，终于还是咬咬牙，花了整个下午把它们读完了。这是我读得最困难的两篇古文，记得以前考《古代汉语》时读近三十页（包括注释）的司马迁的《项羽本纪》都没这么艰难。
司马相如的大作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，写楚国子虚先生出使齐国，随齐王出猎、齐王问及楚国，他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丰饶，奇花名草、珍禽异兽，说在期间。乌有先生不服，便以齐之大海名山、异方殊类，傲视子虚。正当子虚、乌有二位先生辩得难分难解时，又出来一个“亡是公”发表意见。他说，齐、楚都不过是诸侯国而已，本应遵守臣子规矩，却在那里争论游猎之事。即使是讲排场气派吧，也没什么好夸耀的，你们还没见过天子的上林苑呢！接着他就把上林的壮阔和天子游猎的盛况大大铺叙了一番，比子虚乌有更不着边际。
读完这两篇赋，司马相如的文才确实令我唏嘘不已，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辞赋家，还可以说是一个地质学家，一个动植物学家，一个文字编造学者。《子虚赋》中列举的物类繁盛，从“地理风貌、山川泽被的土色、石质、植物、珍奇异类，一一铺陈，而《上林赋》中依类写了上林苑的水势、水产、草木、走兽、果木、猿类等百般珍异，压倒了所有诸侯的物质力量，物类堆垛愈甚，足见赋家的学富才博。可以说若不是专业人士，是说不出如此名目繁多的物产名称的。
就文字异形来说，更是令人读来瞠目结舌，司马相如充分利用中国方块字的特点——对称。常常一溜下来就是十几个同偏旁字首的字，给人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。而且其中多是生僻字，恐怕多数普通人都不认识，这更显出其学问山高海深。（粗略估计了一下，加起来不到四千字的《子虚赋》与《上林赋》，我竟有一百多个字不认识。）幸亏司马相如本身就是个文字学家，曾编著过一本“字典”，他认识的字多，就算没有这个字，也可以自创一个，编进自己的字典。
当初汉武帝见到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，不住地夸其写得好。并被武帝升为郎官。相如则说：“《子虚赋》写的不过是诸侯的事情，不算好，请允许我再写一篇以天子游猎为主题的赋。”汉武帝听了很高兴，于是司马相如又写了《上林赋》，辞赋中极尽夸耀之能事，描述天子游猎的骄逸生活，张扬本国风采、帝王气象，铺陈无穷物类的审美格调，结构仿佛富丽严整的皇宫，文采风流，千古难出其右，但终觉是虚张声势的描述，其文毫无思想内容。尽管作为篇幅宏大的大赋代表作，为后世写赋之人所模仿，具有特殊价值，但终因年代久远、字词生疏，作为今人的我们，从其文辞中找不到丝毫感情的共鸣之处，读后再也难以产生汉武帝阅读时的惊艳般的赞美，而大约只会留下如他笔下虚构的人物“子虚乌有”之印象。
不喜欢读司马相如，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向来不欣赏文人过于热衷功名，做统治阶级的工具和传声筒，那种带着畸形的政治文化心态去作文，终是一种为文的丧格，也会造就出一种畸形的审美价值观。而司马相如恰恰是那种“学成文武艺，卖于帝王家”的御用文人，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其实是专为刘彻而作。他不惜笔墨极力夸赞皇家林苑的广大、物产的富饶，对游猎场面及歌舞戏乐细为描绘，无不是为了博得好大喜尊，奢欲过人的汉武帝欢喜，帝王热衷的乐事，当然就是侍从热心的题材。虽然结尾有几句规劝之言，但也决不伤皇帝的面子，这样的文章当然是皇帝爱看的，他也因此一度得到了皇帝的重用。
这又使我联想起李白，假如当初李白没有被玄宗“赐金还山”，也许他只能奉命做些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笑看。”之类歌颂杨贵妃与玄宗赏牡丹的应景诗了，是断然写不出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。手持绿玉杖，朝别黄鹤楼。”的游历名山大川的气势磅礴的充满浪漫与奇想的诗词。因为诗歌艺术是自然山川中天地灵气哺育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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